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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务川(民族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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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7 10:11:27  | 显示全部楼层 | 阅读模式
美文难得 与君同赏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务川

王明析



今天的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云南广西和湘黔渝毗邻一带,无论是否少数民族自治州、县、乡,其地在两千年多年前,大都属于未开发或欠开发的“蛮夷之地”。从《尚书》《逸周书》等所记之“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到秦汉称“夷僚、夷濮”,《史记》、《汉书》统称“西南夷”,延至后来宋元明清在大量正史野史中又进一步称其为犵獠、葛佬、仡佬、蛮、苗、侗、仲、布衣、土家、彝等,都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①。根据可信的典籍文献记载和广泛的现实遗存,说西南地区的历史就是一部少数民族史,应该是有充分理由的。历史上,众多著名地理专著和正史笔记都记载了务川这块“蛮僚之地”作为中国仡佬之源②的重要史实,深入了解这些既往的历史,对我们传承民族文化、铭记文化记忆、树立民族自信,更好地走向未来,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编者选编了这本《务川历史古籍文献资料辑录》。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个仡佬族自治县之一,务川历史很自然地与仡佬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编者在阅读相关史志文献时,体会和认识比从前更为深刻。现借本书导言这个平台,尝试作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考察民族文化的源流嬗变,绝不能囿于今日之行政区划,而应充分考虑古代行政建置沿革、疆域道里之变迁情况,因为那时的郡县府州疆界划分,尤其是土司辖地界定,民族因素至为重要和关键。今天之行政区划,县与县、地区(市)与地区(市)、甚至省与省之间,在形式上将古代本是同宗、同根、同俗的民族人为地分开,明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今天用不着仔细考察和研究,只要走马观花实地看一看就会发现:与务川毗邻的重庆彭水、武隆,贵州遵义、铜仁之道真、正安、沿河、德江、凤岗、思南,甚至印江、石阡等县,不仅民间风俗多有一致,而且语言也极为相似;尤其是那些方言和“土语”(难以在现代汉语中找到音义相对应的那部分)令人惊讶的相同。这一重要人文现象,在明清时期思南府管辖的几个“蛮僚世居之地”如务川、德江、思南、沿河、印江等县,就表现得更为鲜明和突出。而那些不是民族自治地区的市、县、乡,今天虽然“汉族”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其实有很多都是“西南夷”的后裔。因为即使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他们的“蛮僚习性”依然普遍存在。这一点,只要泛泛阅读《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明史》、《贵州图经新志》、《清史稿》、《贵州通志》、《遵义府志》、《铜仁府志》、《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等史志文献,便可清晰洞见。

务川虽然设县于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但早在两千多年前,今务川境内因盛产丹砂水银之故,即已被秦汉封建王朝纳入自己的版图。历史上,它的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累有变化,甚至连县城治所也多有变迁。今重庆市秀山县、酉阳县、彭水县和贵州省沿河县、德江县、思南县的行政疆域,历史上都有部分地域曾属于务川县管辖。笔者发现,即使是那些专门研究地理沿革的专家课题组,面对务川漫长的建县史和复杂的建置沿革,他们也忍不住要发出“历史上婺川县的辖地及隶属关系变动极其频繁”这样的感叹③。所以,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本书所收之务川历史古籍文献资料,自然就无法局限于今天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行政区域的范围。
























































触摸务川历史,认知务川地域文化,必须对务川仡佬族先民朱砂开采和水银冶炼的情况有详细了解。在今务川大坪镇一带的群山万壑,距今两千多年前,务川仡佬人用最原始的方法开采朱砂制取水银的遗址非常多,而且至今仍完好存在;而最新的考古发掘也证明,当地众多汉墓中出土的朱砂也就出自本地④。《旧唐书》记载,当时思州管辖之務川、涪川、扶阳三县,到天宝(742-756年)时期,户虽增至一千五百九十九,但人口也只有一万二千二十一。这史实不能不让人诧异惊叹: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晚期这三四百年的时间里,在那个人烟稀少的年代,务川大坪江边一带竟然聚集有数百乃至上千人在进行商贸交易!这不是笔者的臆想,而是考古专家针对江边汉墓群规模所作出的估计:“距今两千年左右的两汉时期,这里曾经人口密集,繁华一时。”⑤

因为有这样的史实,笔者在阅读相关古籍文献时,就总是摆脱不了一种猜想:尽管在贵州铜仁万山,还有湘渝黔毗连地区都有朱砂水银出产,但谁就能以此断定,《逸周书-王会》所谓“卜人以丹沙(砂)”和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地宫所用之水银,就没有务川大坪山坑等地的产品?至于以经营丹砂水银获利数世,让“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的那个巴寡妇“清”,说她完全有可能把务川出产的丹砂水银作为自己的重要货源,也决不能说是毫无根据。务川当时虽未有其名,但其地在秦汉时期就已属黔中郡管辖,大坪江边一带规模较大的汉墓群又不可能在短期形成⑥,如此一个“人口密集,繁华一时”的商贸交易之地,肯定是遐迩闻名。因此,说务川仡佬人土法制取的水银曾通过巴寡妇清之手进入过秦国,恐怕也不能完全说是无稽之谈。

历史文献是研究历史很重要的资料,但历史学的根基之一是考古;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的资料有抵牾时,前者自然要以后者为准。历史上,记载仡佬人采砂炼汞的史料文献并不很多,较早的记载大约出现在唐宋时代。宋代朱辅所著《溪蛮丛笑》是一本被有关专家学者频繁引用的古代笔记,但此书在记述仡佬人采砂炼汞的史实时也比较简略:“辰锦砂最良。麻阳即古锦州,旧隶辰郡。砂自折二,至折十,皆颗块。佳者为箭镞。结不实者为肺砂。碎则有趢趗。末则有药砂。砂出万山之崖为最,犵狫以火攻取”(见《辰砂》条)。“水银出于朱砂,因火而就。或谓砂复生水银,非也。名粉红水银”(见《粉红水银》条)。“石之不碎,而砂附着其上者,名砂床”(见《砂床》条)。这些零星的记载,最有价值的信息可能只有涉及丹砂之产地与“犵狫以火攻取”部分。朱辅在《溪蛮丛笑》中不言务川仡佬人朱砂水银生产信息,原因完全可能是他不知道,因为他在书中的有些记述也不准确⑦,明显未到实地考察过。而在古代很有名的所谓“辰砂”,其实也并不出自辰州。正如《贵州通史》所指出的那样:“药书中的所谓‘辰锦朱砂’,其实多是铜仁一带所产,在湖南辰州一带集散。”⑧《贵州通志-前事志》引《新史-食货志-洞冶课》就明确记载:“产朱砂水银之场:湖广曰潭、沅,四川曰思州。”《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一十九今阙,有关“辰州”部分的内容已无法得知。但《方舆胜览》在《辰州》篇“土产”条下却明确记载:“辰砂不出于辰。辰砂本出麻阳县。唐以麻阳县及开山洞为锦州,今隶沅州,不属辰也。其地产丹砂,而砂井之名有九,皆在猺、獠窟穴之中。而锦之旧城犹在焉。遇岁寒,獠以薪竹燔火爆石以取之,时出与土人贸易,不知者以辰砂为辰所出也。”但是,思州出产朱砂、水银,却在《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二有明确记载。

再看范晔《后汉书-郡国志》,该篇谈到全国一千多个县的地方土贡出产时,记“出铁、有金、有锡”等矿产资源的县还有几个,但所记“出丹”之县却只有涪陵和谈指。汉县辖地较大,属巴郡的涪陵县,当时地域大致包括了今重庆彭水、武隆、石柱、黔江、酉阳、秀山和贵州之道真、正安、沿河、务川、德江、印江、思南等县地;汉谈指县属牂牁郡,即今贵州省贞丰县一带。上述地区,今秀山、酉阳虽然探明有储量丰富的汞资源,但其有影响的开采情况却未见诸史籍和历史遗址;而贞丰县的主要矿产资源却是金、锑、煤等,也未见有汞的记载。黔江、彭水历史上有出丹砂水银的记载和历史遗址,但从今天所存的历史遗址规模和影响看,都远不能和务川相比。

综上所述,《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谈指出丹”显然有耳闻之嫌,至少也是记载不实;记“涪陵出丹”倒不为虚言,但是到南朝时,据苏轼在《东坡志林》一书中记载:其时涪陵之丹已“无复采者”⑨。所以,从地域位置和丹砂开采历经两千年不衰的情况看,所谓“涪陵出丹”,应该指处于涪陵县腹地位置的务川比较切合实际。查阅《旧唐书》可知:在唐武德四年(621年)时,務州治所在务川(今沿河地界),其地辖“務川、涪川、扶阳三县”。其时扶阳县属庸州,治在今德江泉口乡马纳村。涪川县在今德江、思南之间,今德江东南部属涪川县。務川地域范围,即今之务川县城都濡镇一带和大坪、丰乐、石朝、红丝、茅天等乡镇。由此可知,当时三县的行政区划大致包括了今务川、德江、思南和铜仁等毗连地区。再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一:费州辖涪川、城乐、多田、扶阳四县。(宋)费州治所在涪川,亦即今之思南,扶阳即今德江煎茶溪,多田在今思南县境许家坝,城乐在今凤冈东部。当时费州属黔中道,治在彭水县。《太平寰宇记》同卷记载,费州有土产“朱砂、水银”。但实际上,无论務州还是费州,真正出产朱砂、水银的,还是务川。《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涪州》篇虽然言其境内賓化县有《史记》所载之“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的那个巴寡妇“清”的“寡妇清台”,但是,涪州四县涪陵、賓化、武龙、乐温境内的土产也只有“连头獠布,金,文铁,席”,根本不见有出产“朱砂、水银”的记载。

综上所述,所以笔者认为,秦汉至唐宋时期,湖南麻阳和贵州铜仁万山所产之朱砂水银,与思州之务川所产朱砂水银外流的线路从道理上讲应该是不相同的。前者可能多走荆湘楚地,而务川地近巴渝,其丹砂水银可能更易于为巴寡妇清所收购。先秦战国时期,务川受巴蜀文化的影响较大。虽然巴蜀夹在北方的秦和东方的楚两个大国中间,同时受到秦文化与楚文化的影响,但比较而言,秦文化的影响还是远远大于楚文化。这一点,从务川出土文物蒜头壶、提梁鼎等多有典型的秦文化器物特征⑩,以及江边汉墓群走向沿镇南、砚山、濯水一线方向连接贵州道真、重庆毗邻地区,就可以将其脉络看得更为清楚。因此,务川所产之朱砂水银,完全有可能在秦汉时就已进入了秦帝国的都城咸阳。

仡佬族最先掌握朱砂开采和水银冶炼的技术,这一点在史学界已是共识。在务川大坪山坑一带的大山里,两千多年前,仡佬人用最原始的方式攻取水银淘取朱砂的遗址今仍大量存在。表面上它们沉默不语,但那一个个仅容人匍匐出入的矿洞,分明是在用无可置疑的事实向世人讲述着务川仡佬人“打岩子” 的艰辛历史。在《务川县志》中,我们看到,早在隋大业七年(614年),黔中太守田中显就在务川岩凤脚等处开采朱砂水银,并向朝廷纳课水银190.5斤。延至明清,务川的朱砂水银开采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明王朝结束田氏土司统治后,随即加强了对水银开采的管制。首先是设置官办场局,在盛产水银的务川板场坑设水银场税课局,专司课税;在三坑设巡检司,加强对水银生产地的管理。其次是明确了以土贡形式向朝廷交纳朱砂水银的定额。整个明清时期,著名的汞矿产地在务川就有木悠、板场、李家沟、铁厂沟、太平沟、官坝等地矿洞。

当时,贵州是明清最重要的汞矿开采基地,而务川又是贵州最重要的基地。据《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和(弘志)《贵州图经新志》等书记载:铜仁府所属省溪司、大万山长官司产朱砂,大万山又产水银;思州所属的施溪、黄道溪长官司和思南府所属务川县和印江长官司、蛮夷长官司均产朱砂水银。其中,仅务川一县,就有板场、木悠、岩前、任办四个矿坑。(嘉靖)《贵州通志》记载:“贵州布政司属府,岁解水银二百二十七斤,朱砂一十六斤八两。思南府,岁解水银一百九十七斤八两;水德司四斤,蛮夷司三斤,婺川县一百六十九斤八两,印江县二十三斤。铜仁府,岁解水银二十九斤八两,朱砂一十六斤八两;省溪司一十一斤,万山司五斤八两。”以至《贵州通史》也惊叹,就当时贵州汞生产情况看:“婺川县的水银产量最大。”明清时期务川因“砂坑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富”(《思南府志》)的辉煌历史,即使在民国时期都还有某种回光返照。1949年新中国成立,务川大坪山坑一带仍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业主和当地仡佬人的零星开采,县国营商店仍能在境内大量收购朱砂水银。直到1955年务川大坪国营汞矿成立,这一带地区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水银开采基地之一,当地仡佬族才基本上停止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土法冶炼水银的活动。以上史实向世人表明:务川不仅是中国仡佬族最重要的生息繁衍地之一,采砂炼汞的历史最为悠久,而且也完全无愧于丹砂古县的历史荣耀。




















務川之名第一次见诸史籍是在《隋书-地理》。隋开皇十九年(599年),隋中央王朝为了“招抚生僚” (民国《贵州通志》),将务川设县并归入巴东郡管辖。自此,务川之名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古代相关史书和地志笔记。“生僚”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概念,笔者认为它与“生苗”和“熟苗”的概念类似。所谓“生僚”,应该是指“野性未冺”、民族意识强烈、民族习性很原始的仡佬土著山民。他们世居在务川这块土地,靠采砂炼汞、刀耕火种、狩猎捕鱼生活在大山深处。即使在秦汉时期外来文化大量进入此地的那三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虽然也和那些外乡人交往贸易,但他们的民族意识始终很强烈。虽然我们今天很难确凿知道他们当年的生活情形,但至少在宋元明清时期,他们中有一部分族群(部落)仍顽强坚守着自己本民族最原始的图腾禁忌和风俗习惯。“九月之忌辰,远近生熟夷僚溪洞,境上居民,不约而会,皆共携香纸,结为一社,谐公祠前稽颡奏献,各祈保佑而去。”阅读《思南府志》这段文字,从其“生熟夷僚”一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论仡佬族还是苗族,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还是有差异的。夷僚分“生熟”这个史实从另一个角度还告诉我们:在明朝,务川甚至整个思南府地区,仍有相当一部分仡佬族苗族没有被明显“汉化”,他们仍是这块“蛮僚杂居”之地的重要一员;他们对外来文化也并不完全拒绝排斥,不仅能够“不约而会”,而且还能“结为一社”,最后“各祈保佑而去”。

务川之名从出现在封建王朝正史的那天开始,历朝历代无论地理方志还是野史笔记,例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等此类著名史籍,当它们再写到务川时,与“僚”有关的字样便开始频频出现。自此,言务必言蛮僚,似乎已成定例。蛮僚之谓,通常指的是苗族与仡佬族。但根据务川当时和后来的实际,笔者认为,严格区分二者的族别有时还很难。因为无论是部落间的征战械斗还是正常的交往迁徙,人们的杂居与群居以及由此而来的姻亲关系都不可避免。不过,根据务川今天众多地名与仡佬直接相关,以大坪为中心一带地区仡佬人采砂炼汞的历史以及后来申邹两大氏族显赫一时的种种情况分析,笔者还是确信,在务川,无论是宋元田氏执政的土司时代,还是后来明清改土归流前后的那些岁月,其间大约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务川仡佬族始终都是这块土地最重要的原住民族。

仡佬族是西南地区最古老的土著民族,不仅我国史学界对此已无争议,国际上也有学者早就提出过这样的看法。塞缪尔-克拉克是个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从事传教活动达33年之久(其间在贵州安顺居20多年)的英国传教士,1911年他在伦敦出版了《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一书。在这部被学界誉为“苗学研究经典名著”的西方著作里,塞缪尔-克拉克通过他长期的调查研究6特别指出:贵州的非汉部落主要是仡佬、苗、仲家、彝家。虽然苗和仲家的人数最多,但苗民承认仡佬人比他们先开发了这块土地,是这个地区最早的居民。塞缪尔-克拉克因为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所以他观察也很细致,他发现:“仡佬语是一种浅音节、有声调的语言。跟当地其他部落语言差异很大,大多数仡佬人都会说汉语。仡佬人的体貌很像苗民,但仡佬男子普遍着汉装,留辫子,妇女的衣着很奇特,并把头发盘在顶上打成圆结,很像汉人道士的发髻。跟贵州所有非汉部落一样,仡佬妇女也不裹脚。”

一个外国人的观察发现也许不易被我们某些专家学者所重视,笔者却感到,塞缪尔-克拉克的这段话至少有几个信息对务川来说是非常有意思和重要的:语言有声调,汉语的普及,男子着汉装,妇女的发式。通读《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印象和理智使我相信,塞缪尔-克拉克对贵州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生活情形的记叙是客观的,它不仅与我国古代史志文献的记载吻合,而且针对务川仡佬族群体而言,上述描述几乎完全一样。阅读《元和郡县志》《方舆胜览》《太平寰宇记》《贵州图经新志》《思南府志》等古籍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务川仡佬族从早期“生僚”逐渐转化为“熟僚”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民族逐渐进步的过程。因为有这样的进步,所以在有些人看来,务川仡佬族早已“汉化”,今天差不多已经没有了。这完全是一种轻率的结论。其所以如此否认务川是“仡佬之源”,否认仡佬族是务川的土著民族和主体民族,否认务川仡佬族有自己的文化传承,通常的理由是,务川仡佬族没有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也与苗族、土家族,尤其是汉族大同小异。

是不是这样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古代的民族概念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很“学术化”,尤其是涉及西南地区的所谓“西南夷”族群时尤其明显。我们今天所谓之仡佬族、苗族、彝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他们的很多民族习俗实际上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这一点,今天不仅在生活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即使在很多学者的学术专著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即以《溪蛮丛笑》为例,这部被学界广泛举证为仡佬族“风俗大全”的史志笔记,在一些地方尽管已经明确无误地说“仡佬如何如何”时,但有学者仍不忘对此加以订证,指出此处记载仡佬的文字,其实并不一定是在说仡佬族;而一些字面上与仡佬族无关的民族风俗,却又特别注明仡佬族也如此。卷帙浩繁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是一部由众多著名文化学者撰写的少数民族文化通论,当不同的专家学者在追溯各个民族的族别源流时,我们很容易看到,虽然民族不同,语言有异,但很多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风俗禁忌、生活习俗却是那样惊人的一致。所以,那种以民族风俗习惯和生活习俗为例,想否认务川仡佬族自始至终生活在丹砂古县务川,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谱系,并且是先秦时期西南地区濮人重要组成部分的说法,实在是殊不足道。

再说,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看,民族的同化与民族文化的交融,其实并不都呈恃强凌弱之势。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相对西南边远地区土著少数民族文化而言虽然“强大和先进”,但是当它要进入“西南夷”领地并立足扎根时,也仍然不得不入乡随俗。例如汉时进入黔北的南中大姓谢氏就是汉族移民,但是到了蛮夷之地,谢氏为了赢得处于绝对多数的少数民族支持,他也不得不“变服易俗,汉族夷化”。同样的道理,进入务川的外乡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民族,早先的人数也不可能占绝对优势,他们也有个入乡随俗的过程。而这种不断有人自远方而来所持续的入乡随俗,自然会使务川地域文化有多元共生的特点。因此,今天随便轻言哪一种文化已经消逝,严格说起来,都是不科学的。











传承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语言也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个众所周知的道理,所以,各式各样关注务川仡佬文化的人,都企望在语言这个问题上能找到很有说服力的依据。我在选编本书时,自然也特别关注这方面的史料文献。但是,从《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思南府志》《遵义府志》等书所透露的信息看,从先秦到汉初,务川仡佬族只有语言,但没有文字。

作为常识,国学大师章太炎早就告诉过我们:“语言不凭虚而起,文字附语言而作。象形象声,神旨攸寄。表德表业,因喻兼综,是则研讨文字,莫先审音。”务川虽然是仡佬族的重要发源地和聚居地之一,但是由于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进入较早,所以早在宋代,尽管地方上仍有土语流行,但它实际上已经没有主流话语的性质;而“在官应役者为汉语。今人交接之间,言语俱类中州”(《太平寰宇记》)的历史事实,已经很明显地让我们看到,土语已开始逐步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音”(土语)的过早“消失”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务川仡佬族不可能有文字。但是,务川仡佬族虽然逐步不再说土语,其独特的土语发音方式却顽固地保留到今天,而且很多土语词汇今天依然鲜活地流淌在务川话中。所以笔者确信,至少在先秦时期,生活在务川的仡佬土著民族肯定是有语言的。

务川地近巴蜀,但不是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区。古代巴蜀虽有文字于春秋战国时期曾在巴蜀使用过一段时间,但随着秦王朝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史记》)的国策也很快趋于消失。再看历史上曾经严重威胁过中原中央王朝的西夏、辽(契丹)、金(满族/清)等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虽然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哪怕最后入主中原建立了新的封建中央王朝,并留有大量典籍文献(如满文),但这些文字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死亡”。而务川仡佬族偏居西南一隅,深藏于大山之中,人数寥寥,且很早就深受巴蜀文化影响,从未建立过哪怕是很小的邦国;其间又经历了田氏土司几百年的统治——从《思南府志》记载可知,田氏土司家族又以慕中原文化为时尚。所以,仅从这个角度看,笔者也认为,务川仡佬族不可能有文字,哪怕是很雏形的文字。

以上推论只是笔者的管见。求证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分析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如果要走比较纯粹的学理之路,笔者倒很首肯章太炎的一些基本观点。他在《新方言》中就尝试着“运用古今音变的规律来整理活的语言里的方言词汇。章氏认为,古今的语言词汇是一致的。今语来源于古语。在古代有些不常用的方言词汇,毕竟保存了下来,而现代这些见于笔札的方言词汇,却不知道它的本义,这是因为语言有变化,音读不一致而已。如果能够应用音变规律,推求方言词汇的来源,那么,它们都可在《尔雅》、《说文》、《方言》里找到根据。”虽然企望所有方言土语都能在古汉语中找到对应的字词不太可能,但章太炎坚持认为很多文言文都起源于老百姓的口语方言,只是方言变乱,才产生“言文不一”的错觉应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笔者就发现,“腯”这个文言古字,在务川实际上就是个非常“土”的方言词汇;这恰好印证了章氏所谓今天的口语方言其实很多音都有它的“本字古义”这一基本论断。汉语方言是国家语言资源之一,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还将长期存在,有很重要的研究空间和开发利用价值。

所以笔者认为,认真细致地考察研究活在民间的方言土语,对我们寻幽探微民族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甚至民族语言的存在和消逝,都有可能会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本书特别收录《遵义府志》、《溪蛮丛笑》相关史料与条目,其中就潜藏着这样的用心与期望。例如务川乡间用很雅的语言“走草”来指动物的发情,在这些资料中就有清晰的类似记载,可以启示我们从词义角度去加以钩沉。而一些很难辨读的字词——包括3今天《辞源》、《康熙字典》等同类工具书中所收录的一些所谓“生僻字”——它们是否就保留有当年某些“少数民族文字”的痕迹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笔者的想法似乎有些异想天开,但总觉得这是个可以探索的领域。尤其是每当翻阅《语言与文化》、《汉字和文化问题》、《仡佬语研究》这一类著名学者的著作,看到他们所举的很多例证时,笔者这种强烈的直觉就总是挥之难去。

其实,语言也好,文字也罢,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虽然重要,但无论怎样重要,也还不至于说,今天要是哪个少数民族没有文字,说的又是汉语普通话,我们就可以否认这个少数民族的存在。当满族等少数民族“大户”今天已普遍不识本民族文字,而且都把汉语作为“族语”时,要求在历史上饱经劫难,居住相对分散的仡佬族还必须要有语言文字,生活中要说本民族语言,仿佛不这样就无法确立自己的民族身份,这显然毫无道理。

民族文字的产生与民族文化的强大有密切关系,成熟文字的产生有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尤其是汉字,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很直观的文化信息。这也是它深受很多少数民族喜爱,并以此为借鉴,自造本民族文字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比较理解今天有些人对仡佬族语言文字的那种焦虑感(文化浮躁现象不在此列),但我始终认为:务川仡佬族没有文字、语言消逝较早的客观存在,丝毫也不影响对务川仡佬族文化身份的认同。著名史学家吕思勉早就指出:“濮族自古离析为小邑聚,亡大君长,此其文明程度虽高,而不能强盛之原因也。”务川仡佬族的生息繁衍和发展史,恰好非常贴切地印证了这一论断。





























与有些地区仡佬族相比,务川仡佬族民族特征在某些方面的相对“不明显”或者有些与众不同,除了有较早接受巴蜀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影响的因素外,田氏土司长期统治思州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宋大观元年(1107年),地方土司首领田佑恭归附宋朝,自此,中国历史上,作为行政区划的思州开始频繁出现于其后的史志文献。宋朝本来国力强大,但因为历代皇帝都重文抑武,所以对周边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军事集团如西夏、辽、金都主要采取软弱妥协国策。可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对西南等地少数民族也实行了一种史称羁縻州制的统治方式。羁縻政策并不始于宋代,早在秦汉时期就被封建王朝用来作为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重要方法,只是到了宋代,羁縻州制才更为完善和普遍。羁,指马笼头;縻,指穿牛鼻之绳。所谓羁縻州制,实际上是宋中央王朝对鞭长莫及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夷治夷、以夷伐夷、分而治之的一项基本国策。

田佑恭统治思州期间,是否对其辖地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采取过人为的限制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但他本人有意学习中原汉文化的史实在史籍中却有清楚的记载:“政和间,藩部长田佑恭被召入觐,进止不类远人,徽宗异之,问其故?曰:‘臣门客夏大均实教臣。’上悦。厚赐之,拜大均保州文学”(《思南府志》)。可以想象,地方最高统治者都刻意学习汉文化,风气所至,老百姓不被影响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务川作为州治所在地,当地仡佬族自然更易得风气之先。

羁縻统治并没有改变和调整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居住地和生活区域,从本质上讲,它也根本没有改变土司制度的统治形式。而土司统治天生的封闭特征,使它对地方民族文化又具有某种保护性。所以,在田氏家族统治思州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务川仡佬族的民族风俗习惯还是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随着田氏家族统治的终结,历史步入明清时期,尤其是改土归流务川归入思南府管辖之后,新的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的民族风俗习惯开始实施起行政干涉了。《明史》载:“正统初,蛮夷长官司奏土官衙门婚姻,皆徒土俗,乞颁恩命。帝以土司循袭旧俗,因亲结婚者,既累经赦宥不论,继今悉依朝廷礼法,违者罪之。”此条在《明实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贵州思南府蛮夷长官司奏:‘土官衙门男女婚姻皆从土俗,乞颁恩命。’上曰:‘贵州土官衙门或有循袭旧俗因亲结婚者,既累经赦宥不究其罪,亦不许人因事讦告,继今悉令依朝廷礼法,如违不宥。’”到了清代,清王朝仍对少数民族风俗以“政令”限之,目的是欲使少数民族“风俗淡化或消失”。《清实录》曾载:“贵州铜仁府知府周季言:‘本府新设儒学庙堂斋舍未备,生徒讲肄无所,欲发民创构,未敢自擅。’上曰:‘远方初开学校,若无庙宇斋舍,何以饬祀事,变夷俗。’命工部从其所奏。”

明清之际中央王朝普遍实行的这种“变夷俗”的政府行为,虽然在很多时候都伴随着“新设儒学庙堂斋舍”的兴办教育之举,客观上对发展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种文化上的“强制同化”的做法,却很容易导致民族地区文化地方性、民族性特色的变异和消失。当然,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相对深厚,历史上又不止一次有过类似的“文化同化”经历,那它也比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且在这种影响下,这个民族还会因一种文化自觉意识的影响,有选择地接受外来文化中自己认可的东西,并因这种吸收而发扬光大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再次走向新的辉煌。让人欣慰的是,务川仡佬族顺应了这样的历史潮流。

务川仡佬族受巴蜀文化影响很早,加之在田祐恭家族统治的宋元时期又长期受到中原文化或深或浅的浸染,所以,当明王朝以中央政令的方式在其新的行政属地开始推行改土归流的“新政”——尤其是实行科举取士之后——伴随着思州田氏家族的败落,世居务川大坪的仡佬族申、邹二姓便开始在洪渡河畔迅速崛起。自此,务川仡佬族人的足迹不仅开始走出世居的大山深处,步入封建中央王朝的大殿,其文化也开始因多元共生特色带来的影响而名震西南。




















公元1413年也是明永乐十一年。这年二月,明成祖朱棣为继承其父太祖朱元璋开疆拓宇的大业,稳定云南,进一步巩固在西南地区的中央集权统治,首设贵州布政使司,此即为贵州建省之肇端。而距此814年前,也就是公元599年即隋开皇十九年,隋中央王朝已在务川这块蛮僚杂居之地“招抚生僚”设置务川县。当今天有人仍在感叹务川天高地远文化落后时,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远在秦汉时期,当黔南和黔西南的很多地区还处在刀耕火种时代,地处黔东北边沿与湘渝接壤的丹砂古县务川,那些散居在大山深处的仡佬土著和与之杂居的苗族同胞,就已经开始广泛接受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华夏文化的影响,文明程度已开始有了很大的飞跃。

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看,务川是贵州最边远的地区;但在秦汉至明末清初时期,务川却并非边远之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旋设黔中郡,便已将这块丹砂宝地纳入其版图,其后隋仍“以地置务川县,隶庸州。后废庸州,以县属巴东郡”,到了唐代,又“置务州治务川县。贞观四年,改置思州”(《思南府志》)。纵观历史,因为“务川当牂牁、夜郎要路”,盛产朱砂水银,所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这块神奇的土地一直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比较注目和重视的地方。……

务川仡佬族因开放睿智声名雀起最早是在明清时期,办学兴教是其最直接的动因。《贵州通史》第二卷在专章叙述贵州教育发展史话时,涉笔务川教育发展很有意思。远在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通史》误印为1504)务川就已设县学一所,而直到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贵州布政使司所属九州十四县,“建立学校的州县不及三分之一。四川布政使司所属遵义府,知府孙敏政等曾奏议请建立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所县学,但未获准,遂将四县生员附于遵义府学。”

这显然要让那些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大为吃惊了:在明代,务川教育发展至少要领先今日贵州省半数以上县份六十多年!我知道肯定有人会对此投以疑惑的目光,但他们哪里知道,早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王朝实行改土归流时,隶属思南府的务川县已在次年开始大办蒙馆、私塾。受世风影响,其时务川城乡有不少地方都用学堂坝、学堂堡和官学等类似名字作地名,而且一直沿用至今。那时务川未设县学,求学考试须去思南,参加乡试考举人更是需远去云南昆明。当时举人名额有限,云贵两省只有二十三名,而贵州又限额五名,可想考中之不易。但在明正统五年(1400年),务川江边邹庆和火炭垭(今龙潭仡佬族文化村)申祐在云南却分别以第二和第十五的优秀成绩考中举人。到正统九年(1445年),申祐又以黔东北第一个进士的殊荣再次令世人瞩目,并授四川道监察御史。其后邹庆之子邹奭等又相继中举,自此开始,务川在明清两代始终官宦迭出,由此带来了地方文化更广泛的交流和进一步繁荣。

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遵师重教不仅使务川这个“僻在西南隅,元以往,声华文物未著”(见《思南府志》,下同)的地方文风大盛,引来明代理学名臣李渭发出“思州文学,婺先被之”惊叹,而且也直接带动了务川教育的快速发展。据《明实录》记载,嘉靖十九年(1540年),贵州巡按倪嵩根据务川教育现状和社会实况,奏请增设务川县学,嘉靖皇帝很快便御批准奏:“添设贵州省务川县儒学……贡额照例。”

——以上是我在《务川随笔》中开篇部分的几段文字。因为当时笔墨的重心并不完全落在教育,所以有些叙述就一笔带过了。现在有导言这个平台,我感觉有必要作一些补充。

历史上,我国正史有“记朝不记野”的行规;即使叙写,也多语焉不详。务川地处边远,从先秦到两汉,我们还可以通过历史文化遗址与考古发掘,结合相关史料对之作些粗浅的猜想和分析。但从隋唐五代至宋元时期,有关务川人文方面的历史资料我们能看见的就非常少,致使我们对那段历史总是无法仔细回望。但到了明朝,情况开始发生巨大变化。随着《贵州图经新志》、《思南府志》、《明史》、《明实录》、《思南府续志》、《清实录》等一批史志书籍和众多流官诗文著述的出现,务川的历史面貌开始变得逐渐清晰起来。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明清时期的务川,人文地理的脉络都可准确触摸。

还是这片仡佬故土,还是这些乡音难改的仡佬子弟,但他们的人生志向早已不再仅限于采砂炼汞、刀耕火种、捕渔狩猎。因为赶上了好时光,他们将从世代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走向外面的世界。而政界与文化教育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在朝野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大声疾呼,要在民族地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一些流官,上任伊始或者在任上,都把发展地方教育作为最重要的大事来办。阅读《思南府志》、《思南府志续志》和《务川县备志》等志书,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些“外乡人”在务川大力兴办教育的睿智之举;即使离任,也要“捐廉二百两购新旧书两学书数十部,置书院以育人才”(《务川县备志-宦绩》)。曾任广东布政使,将后半生精力都倾注于家乡文化建设的田秋(1495-1556年),在《请建婺川印江学疏》中已开始向明中央王朝上疏呈请:“准于贵州设科取士,远方士子无不感戴天恩,垂白父老拭目以观文教之新,椎髻夷酋皆有遣子入学之志。臣生长其地,见得婺川县为黔南古邑,擅砂场之利,有鱼稻之饶,商贾辐辏,民庶殷实,士生其间者类多向学,而登科第者往往而有。祗以离府五日山行,就学不便。是以闾阎俊秀虽不乏人,而奋庸致身终于无路。臣愚以为婺川县宜立县学一区。”

明清两代,务川仡佬人通过科举入仕之路走出莽莽大山的究竟有多少人,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准确统计了。因为除了从《思南府志》《思南府志续志》等书看到的那一部分外,我们还常常可以从其他资料中看到他们骄傲的身影。历任甘肃省大夏县知县和秦州(今天水)直隶三岔厅知州的扬光权(1830-1891),在任不仅首禁鸦片,而且重奖农桑,兴办学校,建设义仓。扬光权治秦(州)数年,社会安定,荒年不饥,民心大悦,但本人却积劳成疾,病逝天水。天水百姓感其为官清廉,家无积蓄,自发筹银数百锭,派代表扶柩还乡,并镌刻“天水遗爱”石碑一块竖于墓前。留学日本曾任奉天省(今辽宁)安东知事和吉林省临江县知事的王济辉(1866-1918),不畏日本时节威胁利诱,坚决抵制了日本人企图私绘中国地图的侵犯主权之举,后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斗争中成立“辽东讨袁护国军司令部”,自任部长率众投入反袁战斗,此后又在北京任职直到病逝,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革命功臣予以厚葬。参加过“公车上书”的前清举人聂树楷(1864-1942)也是个文武兼备的读书人,在贵州兴义、毕节任行政主官时,无论办学兴教还是禁烟剿匪,在当地都是有口皆碑。清末,贵州省巡按使戴戡举全省廉能官吏6人,聂树楷即是其中之一。

其实,早在务川还未设立县学之前的1400年和1445年,务川大坪江边仡佬古寨火炭垭(今龙潭仡佬族文化村)已有“椎髻夷酋”的优秀子弟邹庆(1408-1481年)和申祐(1425-1449年)通过科举入仕之路率先走出了丹砂古县的大山深处。邹庆曾任云南省北胜州知州和姚安军民知府,在任为官清廉,勤于政事,卓有政绩。当他离任时,姚安百姓依依不舍,夹道相送,并赠他重达20公斤的铜狮一对。言务川仡佬族必言大坪龙潭仡佬古寨,言龙潭仡佬古寨必言申祐。尤其是后者,如果不是因为“土木堡事变”英年早逝,务川的文化史肯定会出现更多精彩的篇章。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申祐辞世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其事迹仍鲜为人知,直到深悉内情的一些朝中重臣累累为之鸣不平,才使他得以从历史的尘埃中露出其英气逼人的面庞。阅读萧重望《题奏缺漏申侍御土木堡忠臣庙名位疏》和程敏政、赵维垣、敖宗庆、田秋等明代朝臣那些义愤填膺、正气凛然的诗文奏疏,即使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想,他大概也会为这些诗文中流淌的文人血性感慨万千!



























明清时期的务川,随着改土归流后更多汉人和流官的进入,自然会给当地仡佬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观念带来影响。一般来说,文化无所谓高低优劣之分,尤其是针对各民族文化而言。但是,以中原文化为主的汉文化,由于其内容和形式都更利于人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以自然更易于被他民族所吸收。我国历史上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封建中央王朝的元和清,立国之初,尽管在文化上都用国家机器强制的手段维护过本民族的文化——其中包括文字的使用——但最后都不得不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姿态,转而归附在汉文化的大旗下。务川的历史沿革和文化状况,笔者在此前已作过简单的梳理,有过一些浅显的分析。因此,当我从史志文献中发现,务川仡佬族面对外来文化的进入并未惊诧抵触,而是很欣然地用“拿来主义”的态度为我所用时,我丝毫也不觉得惊奇。阅读《务川县备志》、《南园纪事》、《思南府志》、《思南府续志》等众多史志文献,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从桑麻稼穑到贸易往来,从文化娱乐休闲到建筑工艺美术,几乎所有生活领域,在务川这块仡佬故土都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而且,在当时的贵州,务川在某些经济生活领域,已经走在了全省前列。《清实录》就记载:“查黔地多桑,惟清镇、婺川二邑能习蚕织。”

流官进入务川,在文化和生产方式上的变革多用行政手段;而移民的入住务川,对当地仡佬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在某些地方可能更为深远,因为后者与务川的土著民族必须要相互理解和接受才能和谐共处。“移民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在文化的传播中,最有效的、最活跃的载体是人。”考察务川县城和濯水、砚山、镇南、丰乐、黄都等地很多乡村集镇,祖籍来自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等地,在此定居八百年左右的人家并不鲜见。从《黔南识略》、《贵州通志》、《军门禁约》这类史志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移民,最初与当地人都有些纠纷与摩擦,甚至械斗。但最后,他们都会成功融入务川这块仡佬故土,成为其大家庭的一员,并且为丰富务川多元共生的地域文化作出积极贡献。

在这篇导言将要结束之际,笔者还想就务川仡佬族和务川仡佬文化再谈点思考。有人认为,所谓务川仡佬文化,在今天基本上已不存在。他们的理由是,务川在秦汉时期受巴蜀文化影响很早,经过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大量汉人和移民的进入,尤其是二十世纪现代文明浪潮的势不可挡,务川仡佬文化早就消逝于历史,被汉文化同化了。由于本文的要旨并不在论证,只是为读者提供一些基本的历史资料,所以并不在此分析这种论断的谬误。

其实,只要仔细阅读本书所辑录的相关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务川仡佬族不仅从未在这块土地消失,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习俗,而且即使到了清道光年间,他们在那些提笔撰史的当地文化人眼里,仍被以“土人” 名之:“去木悠场里许,地名大重溪。道光中,邑人申一容独力开采。正盛时,工作者三百人,忽见一女郎,负囊前行,众疑其迹,尾随之,倏不见,及返,而厂已为崩岩所闭。土人咸称此事为水月宫观音显灵”(《务川县备志》)。这个名曰木悠场和大重溪一带的群山万壑,就在盛产丹砂水银的务川大坪山坑,也是务川仡佬人最重要的原住地之一。虽然务川早已有“县”之名,但直到明改土归流之后,这里仍挂“巡检司”牌子,实行土司制。这种“以夷制夷”的做法,至少告诉了我们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务川仡佬族——也就是“土人”——在明清时代依然生活繁衍在他们世居的那块土地。笔者去过这一片崇山峻岭,在一个名叫花院子的仡佬寨子里,建于晚清时期的高墙大院其建筑形制至今还基本完好。大约复修于民国时期的木房仍是典型的仡佬民居形式,其木格雕花窗棂中还镶嵌着一幅令人感慨万千的对联:文章思报国,忠孝可传家。正可谓务川仡佬族民族精神的一种形象写照。当房主告诉笔者,大院为祖上“打岩子”挣钱所修建时,那瞬间,我的思绪竟蓦然开始穿越时空……

仡佬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历代封建王朝对它的政治打压和经济掠夺,不仅严重破坏了它的社会生产方式,也严重破坏了它的文化生态结构。即使到了民国时期,这个民族的文化地位依然非常尴尬。《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一书,是笔者目前所见对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情况记叙比较完备的一本专著。该书以翔实的档案材料说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的是民族同化政策。当时的贵州省政府“为促进土著民族文化,实施种族同化,复兴中华民族”,曾详细制定了同化少数民族的计划与大纲,并对贵州境内少数民族分布及生存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普查。但令人遗憾的是,此次普查虽然涉及了53个县,但务川、道真两县却不在此列。而全省所谓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对象,也几乎全部集中于“苗夷”,并无“仡佬族”之描述——是否将仡佬族与苗族合称“苗夷”呢?如果是这样,也正好说明对仡佬族研究不够。因此,我们可以说,民国时期对仡佬族的了解和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直到解放后,五十年代中期进行“民族识别”,始有对仡佬族历史文化和生活状况的拓荒式研究。而真正对仡佬族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则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此可见,我们对仡佬族和仡佬文化的认识不仅起步晚,而且认识的深度也极为有限。

文化在民间,礼失求之野。这是常识。但遗憾的是,我们有些时候偏偏不愿正视,也许根本就不承认。正是因为我们还缺乏深入细致地“田野考察”,不少研究还多停留在一些零碎的“书斋求证”中,所以对务川仡佬族的文化形态和生长特征,至今仍缺乏很系统的了解认知。编者选编这本《务川历史古籍文献资料辑录》,如果能为那些有志于进一步了解务川历史的朋友提供一点切实可用的资料,为他们深入实地考察务川地域文化——尤其是仡佬文化提供某种线索,则其心已足。

在本书编选过程中,我常常想起学者李飞的一句话。那话说得真好,现在就用它作为这篇导言的结语吧——

回忆是一面倒车镜,在行进的过程中,惟有不断回望,才能走得更远更平稳。一个失忆的人群,就像没有倒车镜的汽车,灾难不再遥远。

2010年1月1日草毕

2010年2月4日改定



























注释:

①“西南诸省,水复山重,草木蒙昧,云雾晦冥。人生其间,丛丛虱虱,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史册屡纪,顾略有区别。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蛮。若粤之僮、之黎,黔、楚之瑶,四川之倮儸、之生番,云南之野人,皆苗之类。”《清史稿》,赵尔巽、柯劭忞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版。

②在《方舆胜览》《太平寰宇记》《贵州图经新志》《读史方舆纪要》这类著名的地理学专著中,谈到西南地区很多“蛮獠狸猺”少数民族时,只有在谈到务川时,才将务川的“河只水”与“罗多水”两条河特注释为:“獠之姓名。”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姓氏与族别的关系应该说至关重要。这个史实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务川是中国仡佬族最早的发源地和聚居地之一。

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乌江流域建置沿革》。源自互联网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④、⑤见本书附录《贵州日报-深度》专版文选。

⑥大坪江边汉墓群距务川县城约16公里,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出土有秦汉时期蒜头壶、提梁鼎、青铜甑、五珠钱等国家一、二级文物。2007年,该汉墓群再次考古发掘情况,详见本书附录《贵州日报?深度》专刊文选。2009年,务川境内镇南、濯水等多处又相继发现有汉墓群。

⑦符太浩《溪蛮丛笑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⑧《贵州通史》第二卷,第24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⑨苏轼《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该书第84页:“《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谷。陶隐居云,符陵是涪州,今无复采者。吾闻熟于涪者云,采药者时复得之。但时方贵辰、锦砂,故此不甚采尔。”陶隐居,南朝梁人,著有《神农本草经》等。南朝梁时涪陵县位置,与汉涪陵县位置大体一致。

⑩“务川大坪出土的这批青铜器,如:矮蹄足附耳鼎、蒜头细颈壶、铺首提梁鼎、束颈鼓腹鍪等都是秦国墓葬中的组合性器物,陕西凤翔高庄战国秦墓、河南泌阳秦墓、陕西咸阳塔儿坡秦墓,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均有成套出土。特别是蒜头壶,它起源于秦,为秦人所创造,是这一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见王海平等《务川大坪出土的秦国青铜器》(《贵州省博物馆馆刊》1986年第3期35页)。转引自黎铎《贵州文化发展概观》第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11)打岩子:用原始方法采砂炼汞,务川仡佬人习惯称之为“打岩子”。另外,务川民间故事中也有一些关于采砂炼汞的传说,如麻阳人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群又矮又小的人在木悠山、麻阳河一带采砂炼汞,他们开凿的矿洞很小,一般人很难钻进去。麻阳人行动迅速,遇见生人即化风而去。——《贵州通史》第二卷,第249页。

(12)历史上,务川有“務川、婺川、务川”三种书写方式。本文为了行文方便,除了特殊原因,以下一律写作“务川”。

(13)《贵州通志》所引“招抚生僚”之“僚”,原为“獠”。中国古代正史与很多“汉人”所著方志笔记,视仡佬族等少数民族为“野蛮人”,所以在提到各少数民族如苗、瑶等时,该字都加有带侮辱性的“犭”。本文除了特殊原因,类似“獠”的称谓一律换为“僚”。

(14)根据务川新田院子箐史前文化遗址推测,务川在1万年前就有土著人居住。该遗址为一天然岩箐洞,位于丰乐镇庙坝村,北靠洪渡河,遗址总面积1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3米以上。地表采集主要有绳纹陶片,打制石器,燧石残片。专家“初步确认这是一个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15)(英)塞缪尔-克拉克《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

(16)(清)魏源在《圣武记-雍政西南夷改流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3页)中曾言:“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各据一方之谓蛮。”此虽可见蛮苗有别,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见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族别概念其实并不容易做到类似自然科学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划分。吕思勉在《中华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中也指出:“西南诸族,最为错杂,而名称亦猥多。我国古代,通称为蛮,后世讹而为苗。苗者,盖蛮字之转音。”见该书第224页。

(17)符太浩:《溪蛮丛笑研究》。

(18)李德洙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全书1916页,310万字。

(19)黎铎《贵州文化发展概观》第112页。

(20)章太炎《国学述闻》第86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

(21)王明析《余音与流变:务川方言土语辑录与札记》。详见《丹砂古县的文化记忆》,政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宣教文史委2007年出版。

(22)江章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巴蜀书社2002年版。

(23)在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受汉字影响,多有自己开创的“自源”文字,即“变异仿造”的汉字型文字,如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字、西夏字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则多用“异源同形”的方式独自创造“自源”文字,如彝文(分“四川规范彝文”和“云南规范彝文”两种)、纳西文(东巴文、哥巴文、玛丽玛萨文)等;即使是仡佬文字、苗字、瑶字、布衣字、侗字、哈尼字等,也有明显的“汉字特征”。见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在《汉字和文化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的举例分析阐述。上述各少数民族文字,在史金波、黄润华《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中华书局2008年版)和郑若葵《解字说文——中国文字的起源》(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两书均可见到,尤其是后者,更有大量彩版实物图片和文字的分析阐述。

(24)周斌武选注《中国古代语言学文选》第3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5)参见本书《务川地域文化纲要》第五节。

(26)张普、王铁琨主编《中国语言资源论丛(一)》第104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9月版。

(27)类似观点,张济民先生早在他的《仡佬语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中就有过一些阐述:“古代濮人和后来的僚人都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保存在汉文献中的濮人词语,至今还没有什么发现。魏晋以后,文献对濮人的记载日渐减少,但对僚人的记述却逐渐增多。今天能看的一些僚人词语,都是当时文人用他们自己的方言标写的。汉字标音虽然不可能十分准确,但大体上也保留了古僚人词语的原貌……把它们与今天的仡佬语加以对比,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28)《语言与文化》,罗常培著,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29)陈寅恪有言:“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202页。转引自周有光《汉字和文化问题》之《汉字与文化丛书》总序。

(30)吕思勉《中华民族源流史》第258页,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关于民族与民族语言文字问题,笔者最后赘言:匈奴曾是地球上最著名的民族之一,当年曾对世界上三大帝国中国、波斯和罗马都构成过严重威胁,而且从375年到469年,还统治欧洲近百年。曾经如此强大的民族都没有文字,而从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建立过封建“地方王国”的中国仡佬族,怎么可能有系统成型的文字呢?新中国建立半个多世纪都过去了,毕生从事仡佬族研究的一些专家学者,多年的“田野考察”都未耳闻仡佬族有系统成型的文字资料,今天如果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一本用仡佬文字书写的“史书”,并记载仡佬人如何创造发明一系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史录”,无论有什么样的专家对之分析结论,恐怕最终也只能证明这是一本“天书”。

(31)田氏,土家族,世居黔中地。《太平御览》记载:“涪陵蛮时,有冉氏,何氏、田氏。”隋代田宗显任黔中刺史,田氏日显。从宋大观元年田祐恭归附宋王朝开始统治思州算起,到“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宣慰田宗鼎以不法废”(《思南府志》)为止,田氏家族在思州的土司统治共延续了将近400年。如果从隋代田宗显开始算起,田氏在思州的统治长达830多年,其世袭时间之长,超过历代封建王朝,故当地有“田氏天下800年”之说。田氏管辖思州疆域,远及今天贵州省铜仁地区、黔东南州东部、及湘西一部。

(32)土木堡事变:明英宗被瓦剌军所俘的事件。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贵族也先率军攻明。宦官王振挟持英宗率军50万人亲征,最后大败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将士死伤过半,英宗被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有关申祐事迹,见《明史》《思南府志》《思南府续志》等相关史料。

(33)实际上,今天所谓汉文化,也是历史上无数次民族文化大碰撞,大交融的结晶。下文所说的“汉文化”,其实也是个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产生变化的概念。导言为了行文方便,才用了这个词。

(34)葛剑雄《移民与中国:从历史看未来》,《人民政协报》2009.8.31《学术家园-讲坛》专版。

(35)土人:指土著,当地人。见《辞源》。

(36)见本书相关民居图片。

(37)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8)参见张济民《仡佬语研究》一书“序”与“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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